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願。臨終前,那個在台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里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說。可是當高秉涵從台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莊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只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打開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在台灣生活長達六十餘年的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輩子住在台灣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麼。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住在台北,離家已有六十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現在的她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終日只能坐在一把木椅上。 「想家」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裡滲出渾濁的淚水,一滴一滴的落下。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兵。他患上了阿茲罕默症,也就是俗稱的老年癡呆症。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後,卻總是叨唸著要回老家。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路途。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高秉涵說,對於這些在台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後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託也越來越重。自從民國八十一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五十七壇。對這個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體重卻只有四十四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製成,每一個都重達十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帶四個老香的骨灰壇。每次返鄉,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慶云骨灰壇接走。高秉涵或許可以說是,做著生命禮儀公司的喪葬禮儀服務,一項關於回老家的服務。有著大半輩子的執念,有著海峽隔了一個家的歷史。
把骨灰從台北帶回慶云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複雜的安檢程序。並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只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在台灣,兩百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這裡的人組成了同鄉會。高秉涵因為來台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裡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對他來說,會裡的每一個同鄉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一同返鄉。「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七十五歲的老人了,在他的這些旅程中我們也要感謝很多人一起完成了這麼多的返鄉之旅,除了禮儀公司外,還有台胞證代辦...等許多單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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